记忆中的岳父……

又到清明节了。打开那间小屋，岳父那和蔼、慈祥的笑容便扑面而来。

照片是我拍的。说来也怪，其实我对摄影相当不内行。那时还不流行数码相机，拍照要调光圈，对焦距，定快门，技术含量很高的。那天，借了一部照相机在摆弄，见岳父在一旁，心血来潮要给他拍张照。给他穿上西装，结了领带，我发现穿上西装的老岳父还挺有风度的。头发是女儿帮他梳理的，说是前额要留一绺头发才潇洒。背景随手扯上摩托车的红雨衣往墙上一挂便成。不曾想，照片洗出来效果出奇的好，有如雕塑般的立体感。我也说不清是妙手偶得，还是缘分。更不曾想，岳父的人生便定格在这张照片上。岳父去世后，这张照片被用作遗像。后来又供奉在他生前住过的小屋里。

岳父和我父亲都是从山西南下到福建的。但他比父亲更早投身革命，1938年就参加了“牺盟会”，是“三八”式老干部，和父亲一样也是南下时便是区委书记。上世纪50年代初奉调到北京，后来，又到东北工作，“文革”中下放又回到福建，官越做越小，直到离休前还在一个小厂当党支部书记。可他们这一代人似乎对这一切都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从来不曾有什么抱怨。我想这便是一种忠诚、一种信仰、一种信念！

参加工作后，我更多时间是和岳父生活在一起，切身感受着他的宽厚、仁爱、博大的长者情怀。岳父生性温和、敦厚，一副老好人的脾性。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还淳朴得如同北方的老农民。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就和日本鬼子作殊死搏斗的老战士。在工厂当支部书记，工人们都喜欢和他唠嗑，很随便地叫他“老刘”，和他勾肩搭背的，他也毫不在意，整天乐呵呵地和大家打成一片。让我诧异的是离休后住在一个村子里，他竟然能操着那口连我听起来都感到吃力的山西话和老农们亲切交流，我想这大约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吧。

和岳父一起生活近20年，只见他发过两回脾气。一回是一个农村亲戚的孩子来家里住了几天，走时顺手拿走我几百元钱。我很生气地说：这样的亲戚以后不要到家里来。他一听非常生气说：亲戚就是缘分！人家也是有困难的，就算是帮助人家不行吗？为了那点钱连亲戚关系都断了，你就不怕人笑话？说得我羞愧难当。还有一次是女儿做了错事，我打了她一个耳光。他发火了：孩子小，不懂事，你打她做甚？你一个读书人，还是当老师的，就不会好好教育孩子？

说来也难怪，孩子从小是他带大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基本是他接送。孩子就像他的心头肉，走路怕跌了，吃饭怕噎了，什么都是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后来重病卧床不起，每天还是念叨孩子怎么样。弥留之际，我见他嘟嘟囔囔的，凑上去听了半天，才听清：“花椒……大料（茴香）……煮肉……微微爱吃……”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孩子那天从学校回来，一看姥爷不在了，一个12岁的孩子也不害怕，坐在他的身边默默地流着眼泪，拿毛巾给他擦脸，帮他整理有些零乱的头发。那情景，看得我心痛欲裂，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泪流满面。

夺走岳父生命的是肝癌。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也有预感。在他去世的前两天，因为一场重要的会议要出差，我去跟他说。要在以往，无论有什么事，只要为了工作他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回，也是唯一的一回，他不吭声。我于是有了不祥的感觉，就告诉他：只去一天，第二天就赶回来。于是他点点头，轻声说，去吧。人和人之间有了感情，便会有心灵的感应。那天下午，我原本要去上班的，但心里总觉得有什么放不下，磨磨蹭蹭到3点钟，正想和他道个别上班去，一下子发现他呼吸急促，茫然无神而又仿佛很留恋地看着我，急忙把他的头扶到我的胳膊弯里，慢慢地他闭上眼，静静地去了这一天是1999年9月9日。都说肝癌的最后时刻非常痛苦，而他始终都没有疼痛感，走得那样的平静，我想这大约是好人修来的好报吧，我也因此得到了一点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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